华丽缘?华丽冤!
2005-11-23 13:07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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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胡兰成一生都是在卖:卖他那点货色,他那点庸才、浮才、歪才,以及那一点点的清才。先是在中下层社会卖,后来靠上汪伪政权,勉强挤进那动乱的时代里的不伦不类的上流社会。可怜肚子里那点墨水,捉襟见肘,心术不正,卖得那样可悲可鄙。
 
  胡兰成的散文近时被挖掘面世,尤其是《今生今世》等自传作品,给一些人鼎力推崇,以为发现新大陆;实则,扫却尘封则有之,文采文笔却谈不上;此人散文,浮,轻,浅,乱,生造词汇,别扭句法,表述走样,读之不爽。


  又有人说,他之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,乃其文笔为汪精卫所激赏,是发掘人才的佳话,此说可哂。汪在辛亥革命时期,乃《民报》主笔,一时政论文之雄杰,有文豪之喻。胡兰成那左支右绌的文笔,想去比肩,那还差得天远地远呢。实际情况是,伪府开场冷清,人才奇缺,百端拼凑,乌龟王八,一时沉渣泛起,胡氏遂得以因缘际会,在乱世中抛头露面,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,成为无足轻重的泡沫。


  胡兰成这本书若要说它是奇书,只是在时间概念上才成立,因为难得一见,故数十年后的今天人多好奇。思想的灌溉则说不上,文采的审美享受也几乎等于零。


  古人所谓“诉穷声中断送多少豪杰”。他的出身不幸在生活的底层,在动荡的时代,一个心地不良的青年,在艰难的挣扎与窥视中,四面楚歌,终于下水。胡兰成,原本在内地当初中教师,落魄潦倒,至眼睛重病而无钱医治,生活不易维持,遂百计逃往香港谋生,在那里认识了汪伪的要员林柏生。汪伪开张竟跃为中委,任伪中宣部次长;后在南京又和林柏生争权夺利,发生重大矛盾,乃向日本人打小报告,为此被伪政治保局拘禁过。出来后辞伪宣传部职,投靠特工头子李士群,任《国民新闻》杂志总主笔。常常著文攻击周佛海,李死后,反又投靠周系统的罗君强,后来罗君强亲笔回忆曾对其予以资助,使其有资源主编战略刊物《苦竹》月刊。旋由日本人选派汉口《大楚报》社社长。战争后期他观察战争风色,又想和蒋集团拉关系未遂。抗战胜利,丁默村那样的特工头子都被拘捕转年即被审判枪决,而胡兰成则比其他所有汉奸都狡猾,逃得无影无踪——先是乡下,后辗转台湾,避过追索期,活得人五人六的。


  在他得意的时候,情感的玩弄,几乎是他的家常便饭。从武汉的护士,到什么秀美,什么小周,到张爱玲……滥用情加用滥情,张爱玲到美国后他在台湾,大约是穷极无聊,涎脸勾引,十分露骨,终碰钉子。当然还有吴四宝的老婆,吴四宝是伪特工总部的最大打手,杀人如麻,吃喝嫖赌、绑票包烟,无所不为,生活极为糜烂肮脏。后来他便与吴四宝的女人做了一处。据《汪伪政权》中亲历者张润三的回忆,胡氏和张爱玲同居的时候,林柏生派的人唆使他的老婆多方闹事,醋海兴波,满城风雨。


 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言,须入于法度再出于法度,方称高格。胡氏视法度为无物,他的心本不在文学上面,所以他的作品实在也可说是没有心。笔下技术捉襟见肘,词不达意,而屡屡生造,结果是他的文风跟他的人品一样不可信。他的文笔远不如同时的金雄白等人。总的看来,其叙述毛病在于文法的扭曲、文辞的生造、文句的支离。


  余光中先生说他既不是什么张(爱玲)迷,更不是什么胡(兰成)迷,他说胡兰成的理想“既不事生产,不食烟火,不与庶民为伍,却志在天下”(《青青边愁》263页),余先生尤其讨厌胡氏对日本的态度,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胡氏仍在散布关于抗战的风凉话,所以余先生很恼火:这“天大的谎言,只能代表胡兰成自己,他和敌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关系,就可以污蔑整个民族的神圣抗战吗?看来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……”


  伪中宣部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直接指导。林语堂论汉奸,有警句:“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”,知彼辈为傀儡,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,亦明矣。胡氏为日本军部所奴役,为正义的阵营所鄙弃,于是做人自由全失,一番畏首畏尾,首鼠两端,融会在文字中,那一种造作,谁也受不了;没想到胡氏却耽溺成癖,曲终人散,终生不改。所以读他的书,先是可笑,继而可鄙,最后只有可恶了。在他表达的怪圈中,对话、叙述别扭而淤塞,欲振乏力。因为是后来的作品,所以对整个抗战期间的作为,他都经过了精心的检测——尽量为他自己开脱,所以别说什么文采与思想,就是在他叙述中将要叙述及的史实,也常常倏忽之间就拐弯、就消于无形,而狐狸尾巴也就纤毫毕现。以汤浇雪,但知雪化,不知汤更不复为汤矣,故其如意算盘,终究剪彩为花,终非活色。


  社会科学报(2005.8.25)有一文《华丽缘》(作者署名河西),说胡兰成是文学史急待平反的作家,说《今生今世》的开篇写得“如点点璀璨的水珠,隐没在诗意的河流中了”,“虽说以风流自诩,又何尝少了真情的流露?”又说胡的身上有李渔的影子,其用情不专是旧文人通病,苛求不得。因而,作者从对胡氏抽象的仇恨,到逐渐觉得“也都不那么面目可憎了”。


  笔者倒恰巧相反,对他先是不恨,因为对这“奇书”有所期待也;然而一旦拜读之下,疑问和厌恶不打一处来,什么华丽缘啊!华丽冤还差不多吧!


  不以人废言,旧书当然可以挖掘。但发覆这样几十年前的老调,总该满足一点审美的期待吧,但事实是失望的。胡氏为人为文,趣味十分低下,不惜随时倒戈,投机献媚,乃朝三暮四之典型,与之相配的是浮泛阴诈、庸俗草率的用笔。他的这种习惯如古人所说的“劝不得”:如狗相咬、贫病吃参,等等,都是必然要做的,一意孤行的。
 
  按说像他那样的经历,虽极不光彩,但躲避了极刑审判留下活口,总也可有充量的感慨,不料通篇就是“载妓随波任去留”的故作高雅,寡人之疾,自命得计,以诡诈为风流,以轻薄为浪漫,不辞仰攀之耻,故其文字坠于野狐禅,万劫不复;最终沦为闻之刺耳、观之刺眼的寒伧,如坠地狱,佛也救不得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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